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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牛:在中国做低碳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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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牛:在中国做低碳的外国人

  

    一艘看似普通的渔船在拂晓的渤海湾迎风前行。秦皇岛企业家联合会的研究员周波的一番改装,让这艘渔船变得不再一样。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通过摄影机的记录,来自世界各国的环保主义者们看到了它,开始惊讶于这来自中国的“草根创新”:在船头的桅杆与风帆间,架设着一台小型的风力发电机,产生的电力用于海上的照明和取暖,每年每艘船可以节省两吨煤的能量,而秦皇岛一共有四千艘这样的渔船。
  支持和推动这些民间的可持续创意,并把它们介绍到哥本哈根来的,是一位叫做福大牛(Daniel Foa)的英国人。这位留着络腮胡子、讲话语气柔和安静的老外,今年35岁,却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2年。4年前他从金融行业转入低碳环保领域,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和非盈利机构,从不同的路径推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以小额贷款支持农民建设小型低碳项目;利用国际人脉和专家资源推动清洁科技的转让;通过环保公益项目推动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没有大型的新能源项目,没有耀眼的划时代高科技工程,外国人福大牛为中国的低碳事业做着实实在在、积沙成丘的工作。
以小额贷款推进农村低碳项目
  大牛把自己做低碳的来由跟生过的两场病联系在一起:2000年前后,他从上海农学院出来,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工作,因为工作压力,再加上污染,他差一点变成盲人。而2007年,在北京,他又因为空气不好的原因得了气管炎。“这让我开始考虑环境问题”,大牛说,“这不是说污染都是由中国造成的,其实好多排放都是外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造成的,无论是韩国的手机还是美国的电脑。”全球仍有20亿人口还处在发展中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面临着碳排放增加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让坚持低碳发展变成必需。
  4年前,大牛开始借助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帮助农民建设低碳项目。缘起于孟加拉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当时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国家还不给民间的小额贷款发放牌照,所以大牛的机构51give(我要给)起初是挂在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名下运作,直到一年后银监会和各地金融办开始给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发放牌照,51give才以合法的身份独立运作。51give开发了自己的网站作为小额信贷平台,出资人通过网站、手机和支付宝等手段,出资给有项目创意而缺少资金的农民,来购买太阳能热水器或者建设沼气池和小型风电等项目,通过节能的收益以利息回报出资人。出资金额从100元到10万元不等,透明、高效的小额信贷帮了不少农民,也在农村推进了清洁低碳技术,至今已经完成100万左右贷款额,目前的贷款用户主要涵盖虞城、涞水、易县等贫困区县。
  “我可以找些有实力的企业家对农民直接资助,但那样是永远做不大的。”大牛说。创新的金融形式应用于低碳领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大牛坦言,因为许多农民在短时间内还不起款,所以对于那些想要获得高利息的出资人,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大牛和他的团队现在正在研究新的解决方案,希望把这些项目跟碳交易挂上钩,来继续推广。
推动青年学生参与低碳创新
  如果说51give属于大牛创办的半公益机构,51sim则是100%公益性的,它指可持续创新行动(sustainable innovation movement),旨在推动中国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创新。在奥运会之前,51sim曾经主办了青年艺术周的活动,邀请齐秦、周迅等人免费演出,宣传低碳生活的理念,并同时在乌干达参与一个历史悠久的“植树换碳权”的活动,将因活动举办而带来的航空排放进行抵消。51sim还与一家拥有精确测量碳排放能力的测评机构合作,建立了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测评系统。这个项目跟51sim的另一个主打项目———可持续创新学生竞赛一起被“克林顿全球倡议”评选为主要项目。该倡议是克林顿退休后,为支持有助于解决全球性困难的创新方案而发起的运动。
  可持续创新学生竞赛则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创新精神。大牛认为,青年是将来低碳创新的重要力量。竞赛要求大学生团队策划环保又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方案。2009年51sim成功举办第一届大赛,围绕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三个主题,要求学生设计解决方案,包括低温状态下以细菌参入的方法产生生物气、降低交通工具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设计“电脑睡眠模式”等。最终,在上百个学生中有12个学生胜出,获得与形象大使李冰冰同赴哥本哈根的机会,其项目还将最终在市场上启动并获支持实施。
  大牛说自己看到中国青年对气候变化话题很热心,渴望参与,有的即使是学别的专业,也想进入这个领域。在过去的信息时代,大部分是由美国的创新性产品引领时代。但如今在替代性能源等方面,中国大有机会。不过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还存在不少困难,他们的社会力量和经验都还不够。其实,即使是以大牛和其他合伙人的经验,以及他的顾问的力量,尚且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能够对那些有兴趣的年轻人有所帮助,为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帮他们进入这个行业。
以技术转让支持中国低碳建设
  大牛还有一家企业———吉森资本(FairKlima Capital,原意指公平气候),按西方企业界的最新定义,这是一家社会企业。《京都议定书》要求气候变化不同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仿照贸易领域“公平交易”的原则,吉森资本致力于推动气候领域的公平,其主要业务在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技术的知识产权转让。以商人的身份做工作,将来自欧洲、美国、包括以色列等国家的先进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转让到中国来,好推动技术拥有方和使用方达成双赢。这是大牛和他的公司参与更低碳的发展的又一主要方式。这些技术,不光包括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也包括并非环保行业的节能和高效技术。比如吉森资本就曾为煤炭发电引进过来自以色列、增强现有煤电厂功能的技术。
  吉森资本还为地方政府进行低碳建设策划,比如发改委去年宣布建设“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大牛的公司正参与西安市建设低碳城市的部分策划,为城市社区制定未来40年的低碳发展规划。在发电、交通、建筑、水处理等方面提供他们掌握的既有发展经验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先例,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中国未来几年可能新增3亿人由农村走向城市,低碳城市的建设很需要借鉴既有经验。吉森资本有些东西是自己做,有些东西是跟其他机构合作,因为请专业人员的成本不低,所以会通过利润分成的合作方式来做项目。
  大牛说如果说他的公司成功的话,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们跟不同的机构合作,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非盈利组织。大牛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得要有大众的参与,只是1万人或者5万人闹闹意义不大。宁可找一些解决方案,可以产生新的行业、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付出可以有合理的回报;如果没有,就不会有大众的接受———你不能让人家只顾低碳而赚不到钱、没有发展。而和各种不同的机构合作,也要分享利益,倾听企业的痛苦和需求,寻找合作点达成双赢。这就是大牛的社会企业公司,以务实的市场化方式推动低碳理想的实现。
向国际人士传播中国低碳实践
  两次世界气候大会大牛都去了,他在那里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什么。第一次在哥本哈根,因为参会的人特别多,进场之前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为了不耽误时间,大牛就把排队当成开会,遇见谁就跟谁聊。当他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比如风电的快速发展)告诉别人的时候,那些外国朋友竟然都不愿意相信,说:你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吧?而到了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再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发现全球还是了解了一些中国的发展和贡献。在会上,听到有些国家的人在说,他们在购买某某技术,要900美元,他觉得有意思,因为同样的技术,在中国要便宜几百美元。这使得中国国内的低碳技术知识产权也有机会、有价值转让到国外。
  大牛觉得在低碳方面,中国与国外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95%的会议都是在谈论怎么处理问题,谈具体的技术、方法和机会,企业家怎么进入,而外国的部分人士还在谈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坎昆大会上,CNN等媒体采访联合国的官员和墨西哥总统,有个记者问,怎么看待气候变化怀疑论。墨西哥总统就直接回答:气候变化毫无疑问(There is no confusion.)。意思是你不要浪费我时间,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回答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一样没有意义。
  大牛说,你不用想有没有天气极端,想想澳大利亚刚刚过去的大洪水、甘肃舟曲的灾难,想想北京多久没下雨了。应该抓紧时间解决具体问题。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做法和解决方案,会很有意义。中国如果做出来,自然能帮到其他小型发展中国家———而在中国的低碳实践和低碳创新中,像大牛自己这样来自外部、扎根本土的人群,无疑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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